电影好像从6月底开始就没有库存了。
一《医生》苦苦支撑着票房盘。
新近的院线片，如果首映礼上制片人说的卖宾馆卖房还款拍这电影，不免让人感叹年轻演员们的信念感真强。
很多人没意识到，那真是妥妥的血本无归。而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想靠影视行业赚钱的“门槛”已经越来越高，94年生人的彭昱畅，可惜喊了这些年的“内容为王”，今年已经27岁了。当他一边掀起校服给心仪的女孩挡雨，还是拦不住总有头铁的哥想来试试。这次攒起电影《天下无拐》这个的，一边喊出土味情话“除了我谁都不可以泡你，就是一位标准的东北哥，雨水也不行”时，根据他的自述，观众们心里五味杂陈。
没淋过雨的青春不叫青春，是靠拆迁和经营宾馆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凡青春片必淋雨。是熟悉的。
再看《二哥来了怎么办》，兴致勃勃地被人介绍来电影行业打算开拓一片新天地。他有钱，男学生和高中女学霸在家里玩“小猪猪我爱你”。
都是青春期的人物，制作团队敢糊弄，却没有一点真正的矛盾冲突，于是就拍出了这么一名字和题材听起来都像主旋律实则只有初期网络电影质量的作品。别说一个吕良伟，太可怕了。
《小时代》式的“倒错性幼稚病”又回来了。
重返“倒错性幼稚病”
他们的问题，就是剧作在心理年龄层面的“小”。
它们并非拍摄了低龄人群的故事，但它们都是用低龄心态拍摄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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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由青少年群体构成的“低龄化世界”，更表现出建构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低龄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影片都有一种高中生／学生扮演小孩子的“倒错性幼稚病”倾向。这种病的主要特征就是撒娇、任性、自恋、盲目自信。
这一点上《二哥》最为典型和夸张。影片中的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是学生，小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是高中学霸，但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感情逻辑却极端低幼。
比如妈妈和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再如兄妹俩会为了抢吃的吵三个小时；妹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开始哭哭啼啼；乒乓球比赛时打赌，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帮李圣（郑伟 饰）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
一个重组家庭学生和高中生的所作所为，10岁儿童看了都羞愧。
而父辈人物呢，全是工具人，为青少年们制造矛盾冲突。甚至多数情况下，父辈一代的人物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也体现出他们心理层面的不成熟不健全。
比如《二哥》的，重组家庭的父母因前夫借钱而爆发了矛盾冲突，于是继父就随口说“离婚！”，妈妈就开始哭。解决方式是三个孩子故意把水管打开，把家给淹了，爸妈竟然被逗乐了，全家人在雨中paly起来。矛盾随着雨水消失了，这可是影片的矛盾冲突啊。
《二哥》的核心议题是有三个孩子的重组家庭，但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
这可太像是儿童对重组家庭的单纯想象了。
重组家庭的议题，有那么多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可以挖掘。比如网剧《隐秘的角落》，朱朝阳的家庭就是“重组家庭”的一种表现方式，而电影《我的姐姐》又是“重组家庭”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观众从“重组家庭”题材的电影里到底渴望看到什么？其实，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关系。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微妙的关系中，看到与自己共通的委屈、嫉妒、愤懑，或者是理解、感动、和解，观众才能共情。《我的姐姐》提供给我们的，不就是这些吗？
另一种“幼稚病”体现在人物关系的“小”。即人物关系／交际空间的微缩化。
两电影都有明显的架空现实的倾向。在这两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任何现实生活的毛边与痕迹。
《燃野》的核心人物是高三学生，但影片把高三学生的活动空间抽离为一种封闭结构，完全无关学业，无关未来，无关迷茫，无关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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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意义上说，他们又重返了《小时代》系列的风格——某种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心理抚慰的“奶嘴电影”。这些青少年虽然身体上已经成人，但心理上还处于青春期，对成人世界有着害怕和拒绝，因而电影也就拒绝书写（或者说是不会写）真正的、真实的矛盾冲突。
青春片退回起跑线
“漫画化”和“歌舞片”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叙事问题。
“漫画化”“夸张化”不能遮掩故事的空中楼阁；
而只要故事差，国内市场对什么接受度都低，歌舞片小众不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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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国产电影的“叙事危机”其实并不是骤然暴露的问题，一直就是个显性的“慢性病”。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青春片都是“叙事危机”的重灾区。
纵观近十年的国产青春片，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是以《致青春》为代表的、拉开“青春片”作为一种商业类型帷幕的“校园青春片”。
这类影片在影像上拼贴时代符号，主题上怀念校园青春、批判成人世界，主要对接80后、90后一代，贩卖疼痛青春——“堕胎＋车祸”就是表达这种疼痛青春的最典型的影像化桥段。但在类型探索过程中由于过度迎合市场，而内容同质化、套路化，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市场渐趋遇冷。
第二类是以《闪光少女》《快把我哥带走》等为代表的“亚文化青春片”。
这类影片以展现青年亚文化为主，与95后、00后精准对接，追求清奇活泼的风格，无意贩卖疼痛青春，更无意深入探讨现实社会问题。
第三类是以《七月与安生》《狗十三》《过春天》《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青春片”或者说“社会派青春片”。这类青春片将原生家庭、水客、校园暴力、绝症患者等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的个体成长相连接，力图在银幕上呈现出颇为深刻的社会议题，以及粗砺的现实质感。
这类青春片中的青少年形象，也不是原子化的，而完全是向社会关系敞开的，他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封闭在校园。所以，这类青春片非常有压缩、弱化校园分的倾向。当然了，像《少年的你》这类本身以校园霸凌为议题的影片除外。
本来，随着第三类青春文本的出现，国产青春片已经从同质化的“幼稚病”，步入“类型叙事＋现实融合”的升级阶段。
即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类型突破，将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真实成长相连接，从家庭和社会的场域中重新解读青春成长，重新阐释年轻一代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内容和主题因而也从单一走向多元，拓宽了表达路径和内容深度。
青春片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二哥》，严格来说是理片定位）
其实两电影，在选材上本来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挖掘。
《二哥》前作《快把我哥带走》的成功之处，在于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兄妹情叙事，反其道而行之地塑造了一个贱兮兮的哥哥。但这个贱兮兮的哥哥背地里是消化了所有的东西，然后转化成正面的能量。所以，这个哥哥形象一开始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
假如《二哥》能够真正延续这样清奇的哥哥形象，同时融入“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的矛盾问题，那面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遗憾。
再回到《燃野》，电影里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是如意的。电影想要探讨的，也正是如何面对“站不了C位”的平庸的、失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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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又深刻的主题，有很多经典的文本。
比如《百万美元宝贝》，比如《百元之恋》，甚至比如《洛奇》，这三电影讲了同样的一个简单道理，不求赢得比赛、不求站上C位、不求获得鲜花与掌声，只要勇于挑战不可能，突破自己就可以。所以这三电影的主人公都没有很美好的结，但他们努力的过程却让人心潮澎湃。
将拳击梦想换成舞蹈梦想，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如果说《燃野》有什么戳人之处，那就是电视荧幕角落里的妈妈。
舞台边缘伴舞的妈妈，才是多数人的人生真相啊。可小黄父亲却宁愿捏造一个明星的妈妈。究竟是谁，看不起在舞台边角做伴舞的亲妈呢？只有在“明星妈妈”的幻象指引下，才能为梦想奋斗吗？
青春成长过程即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青春成长总是伴随失望与伤痛，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才能够有让观众共情的可能。
好哭不是国产电影的财富密码
共情和类型才是
行业内一片嗟叹。
毕竟整个七月份就是这个样子了，非常低迷。
于是有评论复盘上半年甚至更久一些的院线电影，认为“好哭”可以解锁国产电影的“财富密码”。比如，从《你好，李焕英》甚至包括《我的姐姐》的角度来看，观众得哭才行。
其实，笑，行；哭，行；燃，也行。但笑、哭、燃都不是票房密码。
真正的票房密码，有两种。
一种就是做标准的类型片。什么是标准的类型片？首先就是故事简单清晰，最好就是一条清晰的主线，一位主人公，一个清晰的欲望目标，比如可以参考《药神》《战狼2》。其次，是要有突出的娱乐元素，比如战争、探案、动作、喜剧等场面。
为什么《1921》和《者》两片的票房表现如此？很简单，因为这两电影都不是标准的类型片。它们都没有一条简单清晰的叙事主线，更没有足够的战争、动作等娱乐性场面。可以对比《战狼2》和《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等。
从本质上说，不是主旋律题材本身的问题，还是怎么操作的问题。
毕竟，拍摄初衷和任务完全不一样。我们的《1921》不可能拍成好莱坞的《1917》。
另一种是类似《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走剧情片路线，要求是一定能将观众的情绪痛点，有效转化为人物设定、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以达到让观众共情的目的。
《你好，李焕英》是讲和解，《我的姐姐》是讲痛点，互相弥补，两电影都能找到与当下观众的情感接口。
所以，反观《燃野》和《二哥》这类架空现实的“漫画式”风格，它就是没办法与观众对接的。
我们不担心主旋律影片不再灵光，只要再复制《红海行动》和《战狼》系列就可以；
我们焦虑的是，不走类型片的普通剧情片一类，假如找不到观众主体的笑点、痛点、焦虑所在，市场的残酷只会被进一步放，最终让这些影片过早退场。
【文/洛神】
The End
